黎玉芳卿
現在流浪香港的越南船民：制度斷裂與邊緣化的遺緒
自1975年越戰結束後，大批越南難民逃離共產政權，成為當代最典型的「船民」群體。由於香港地理位置靠近越南，加上作為當時的英國殖民地，有相對較穩定的制度與國際關注，成為越南船民的主要中轉地之一。1975年至1990年代期間，香港共接收超過20萬名越南難民，其中許多在難民營中等待多年，期盼被第三國接納。然而隨著聯合國難民政策轉變與港英政府的「羈留制度」推行，部分未獲安置者最終被遣返，或因程序漏洞被留在香港，形成一群「沒有國籍、也沒有未來」的制度遺民（Chan, 2003）。
雖然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前後，陸續為部分越南難民提供臨時居民身份，甚至開放申請香港身份證，但這些制度補救多數針對年輕與有家庭依靠者。許多早年進入羈留營、長年生活在制度邊緣的個體，如今因年老體衰、無社會支持與技能退化，逐漸滑落至流浪邊緣。例如一位名叫「阿山」的越南裔男子，自1982年來港後曾在建築工地工作，1997年獲香港身份證，但退休後因經濟困難無法負擔房租，自2020年起長期露宿於深水埗通州街橋底。他雖有合法身份，卻無資格申請公屋，也未能納入長期社會福利體系，最終在城市中成為隱形人群（端傳媒，2024）。
這些「被遺忘的船民」的現象揭示香港社會在移民歷史記憶與當代社會福利制度之間的落差。政府多將他們視為歷史問題的收尾，缺乏主動追蹤與跨部門協調，導致援助制度無法有效覆蓋。他們的語言能力（不諳中文與英語）、與社會脫節的生活型態，使他們難以求助於主流NGO與公共部門。即便有社工與志願組織願意介入，也面臨制度性阻力與資源不足的困境（UNHCR, 2000）。
更嚴重的是，這些人的存在也面臨來自主流社會的排斥與冷漠。部分市民將他們視為「偷渡客的殘餘」、與犯罪、毒品畫上等號，忽略其實他們多為經歷過戰爭、離散與難民營拘禁的創傷者。在無國界、無支援、無安全網的狀態下，他們不只是流浪者，更是制度斷裂下的「身份幽靈」（stateless ghosts），無聲地活在城市最隱蔽的角落。
回顧這段歷史與現況，越南船民不僅是移民與庇護政策的見證，更是現代都市中人道主義的考驗。如何處理這些未被社會吸納的歷史遺緒，不只是行政問題，也關係到一個社會對待「他者」的集體倫理判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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